发电企业和电网输配业务在改革之前均属于国家电力公司，把原来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不再垄断，不再由一家公司办电，而是允许多家办电，多种所有制办电，引入竞争。
这些村便是改革以来出现的一批新型集体化村，同时也是全国的名星村，如：江苏的华西村、蒋巷村、长江村、三房巷村。继续小岗村的道路，最终使农村更加落后，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体现广大农民的利益，集中广大农民的智慧，凝聚广大农民的力量。
对这位教授的观点，以及各地鼓动大量农民进城的做法，总让人感到十分困惑和不安，理由如下：第一，千百万农民进城打工的实质原因并非农村真有那么多剩余劳力，而是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劳动收入极低的原因所致。实行了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医药免费、部分衣食用品免费的分配制度。一、五点忠告——忠告官员居安思危。十八大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仅反映了党内高层的意见，而且反映了基层民意。浙江的腾头村、航民村。
当你走近这些村，你会觉得不像是农村，倒像是美丽的城市，你会看到文明生产、体面生活的农民，发现他们工作有序，生活有度的思想境界，感受人与人平等、热情，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气氛，因而这些村远在城市工作的人退休后纷纷回村养老，中国人叶落归根的文化理念得以体现和传承，这对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流、相互促进，以及缓解城市人口的压力等，无疑是有益的。提到出国考察，一般大都想到美国，而不会想到以色列。从东南沿海来说，福建和广东都是经济比较开放、发达的地方，把这两个省的网联起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后来由于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迄今为止福建和广东还是没有联起来。
电力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电力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厂网分开，还要拆分电网觉得挺心疼，难以接受。当时碰到的问题和电力体制改革时一样，朱基总理是想把铁路网进一步拆分。讨论中，到底是在广东建1000万千瓦，还是从贵州、云南向广东送1000万千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极力主张：广东不用再建这么多电厂，要搞西电东送，由贵州、云南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也是对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支持。所以说后来形成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是各种意见，包括高层领导意见协调统一的结果，也是根据当时中国电网的状况作出的决定。
找湖北也是同样，我湖北水电这么丰富，我不要。这十年中国的电力发展创造了中国电力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也是世界电力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电力没有拖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相反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障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结束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电力短缺的瓶颈制约。
估计现在发电企业上百家都不止，而原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的五大发电公司所占发电容量的比例连一半都不到，这标志着多种所有制都允许参与到发电领域中来，形成了多家办电的竞争格局。总结我们尝试竞价上网的实践，这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电力供应相对宽松是先决条件，此外，还需要定价制度等的配套改革。现在有些人在批评电力体制改革，他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好理解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众多的专业部门被撤销归并成几个综合性的管理部门。
近五年新增装机容量是前55年的总和。我最初的想法是施工企业也可以下放到各个地方自己找饭吃，相当于现在建筑公司一样，这是一种市场化改革的想法，但是这个方案的阻力是最大的。这个过程外面是不知道的。包括已经离退休的劳保问题怎么解决？按道理电力公司分家了，不应该由电网公司一家来承担。
其实电网公司是愿意分离的。并且说了：如果做不到我总理辞职，还对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你这个计委主任也辞职。
电网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垄断性实际上没有改变，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你再怎么分，在一个区域内还是自然垄断。这个剥离方法简便易行，也满足了施工企业不愿下放到地方，或者完全独立、走市场化道路的意愿，主辅终于分离了，但这个主辅分离模式并不是理想的。
曾培炎同志跟我商量，他认为定级别不是我们这个层级来说的，如果高层在审议时有明确意见我们照办就可以了。不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把网分开的意见阻力就大了。后来成为严重缺电省的浙江，当时也一度电力供应宽松，所以率先尝试了竞价上网。此外，还有两个国务院发布的文件中提到了特高压。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我们改革进程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步骤，也是一个阻力比较大的步骤。当时我坚持了一条，就是水电基本上按照一个流域给一个公司，不要再拆分。
曾培炎同志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他当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我当副组长，因为当时这四个行业都是我分管，体改办以及被改革的几个部门的同志也参加了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全部核电站都归法国电力管。
他们引进了国外的竞价上网的报价软件，结合浙江省的情况进行了修改，通过计算机自动比对，择优调度上网。但是他们一看我不批，就通过其他部委的途径批了。
提出搞两个电网，也是对主张电网不拆分的意见进行吸收，既没有以前讲的六张网，也不是一张网，确实是一个折中的意见，过去争论的两种意见都吸纳了一部分。现在回想起来，某些投行只是揣摩中国领导人的意图，如果领导人认为一张网好，他就往一张网说，如果领导说多张网好就往多张网说，其实他们并不懂。
有这样认识的不只是几个人。如何让二滩的电送出来，经研究后来修了一个三万线，从三峡到万县用50万伏交流联起来，让川电出川，想办法把四川的电送到华中、华东。电力技术和电力装备也迅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看准了的、成熟了的就改。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电力体制也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在我没有退下来的时候，我极力想完成这个任务，但已经来不及了。
到了政治局讨论时，李鹏同志的意见是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应该给一个比较高的级别，正部级，其他同志未表示异议。有主张分开的，也有主张不能分开的，各抒己见。
之所以讲这些题外话，是因为它跟电力体制改革非常相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担心短期内向广东送电1000万千瓦有困难，即使在贵州或云南建水电站可能也来不及，李鹏同志提出，把三峡的电一路直流送往广东。
张国宝，中国国家能源局专家委员会主席。当时组织上让我去找高严（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谈过一次，他没有当着我的面说不同意或者表现出对改革有抵触，但只寒暄了几句就推说身体有病，让别人和我谈。但是电监会一家来挑起改革的任务确实很困难，它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一个事业单位去做这么大的动作，去进行主辅分开，或者是其他的改革，没有政府强有力的部门支持，它确实很为难。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总的改革开放大局下，电力体制改革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开创了很好的局面。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由于当时已有从天生桥（编者注：天生桥水力发电总厂，位于贵州省兴义市）向广东送电，有了从西南部往广东送电的雏形。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没法和中国比了，例如印度有五个管能源的部门，缅甸还有两个电力部。
电力体制改革能走到今天，这个局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接着往下走下去，不能空凭设想，应该立足现实。三峡的电当时同样有这个问题，不像现在，三峡电现在谁都觉得好，以前三峡电分给谁谁都不要。
但在政府管理架构的三定方案中，电价归国家发改委价格部门管，不归能源局，而电改办公室又移到了电监会，在发改委内部还有一个体改司，后来涉及电力体制改革的事务交由体改司牵头负责。多家办电实际上是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把原来国家电力公司所属的发电企业剥离出来，但不是一家发电企业，而是组成了5家发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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